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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焦虑致儿童“童年恐慌”现象增多
编辑:集结号游戏中心   发布时间:2020-12-31 05:47

  不提作业母慈子孝,一提作业鸡飞狗跳。报补习班,考好学校,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种种育儿焦虑成为诸多中国家长的真实写照。在近日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七届年会上,多位教育界专家、老师和家长展开了一场关于“消除中国家庭育儿焦虑”的教育讨论。有专家提出,父母的恐慌和焦虑导致儿童“童年恐慌”现象几十年来不断增多,家庭教育走入了学校化、知识化的误区,家庭变成了学校,家长变成了老师,背离了家庭教育的根本宗旨和主要任务。

  也有学者分析,人们期待名校的身份神话能替代家庭完成对下一代的制度性庇护。但是这扭曲甚至是异化了教育的功能:教育成了社会分层的代理机制。

  多位专家呼吁家长要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和规律,从儿童实际出发,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和个人具有的潜能。

  也有人表示,在多元的教育选择上,要谨慎避免学校的“部落化”以及家长圈子的“马赛克化”,重塑社会团结。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教育的限度,“教育既非万能也非无能”。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指出,当儿童面对巨大的压力,不能理解,也不能承受时,就会产生一种较持久、较强烈的焦虑心态,这被称之为“童年恐慌”。调研发现,“童年恐慌”现象在这几十年不断增多。“儿童童年恐慌背后源自于父母的恐慌。”孙云晓进一步分析道,他给出了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得到的几组数据,1999年中小学生的学习超时、睡眠不足的比例是46%,十年后该比例上升到了80%。研究者让中小学生回答父母评价他们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70%以上的孩子都认为是学习成绩。

  “中国家庭教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家庭教育的学校化、知识化。家庭变成了学校,家长变成了老师,关注点都在学习上、技能上。”孙云晓说,这背离了家庭教育的根本宗旨和主要任务。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也提出,家长们常常为孩子的各种事情担惊受怕,当孩子不学习、不听话时常常压不住火。不提作业母慈子孝,一提作业鸡飞狗跳。然后加入各种群,希望找到“一招鲜”,找到金科玉律。这是中国家长集中的焦虑。

  她认为,这是因为家长总害怕孩子未来没有出路,总以为孩子只要学习好就好了。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长不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对孩子什么阶段培养什么能力、什么阶段学什么、不学什么缺乏认识,不知道孩子的成长需求,也走不进孩子的内心世界。

  作为北京海淀黄庄孩子的家长,安柏对此也深有体会。她是《上岸,一个海淀妈妈的重点学校闯关记》一书的作者,曾成功带领儿子从等待划片的无奈到主动出击考上目标校。安柏认为,优质资源稀缺、中考分流剧烈、一刀切的减负等都是导致家长焦虑的原因。教育优质资源经过多年才形成,虽然很多学校开分校,想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但目前从全国来说优质教育资源还是稀缺的。“而且海淀就像教育的青藏高原,但青藏高原也有喜马拉雅山。”安柏直言。

  “人们期待名校的身份神话能够替代家庭完成对下一代的制度性庇护。但是很遗憾,这扭曲甚至是异化了教育的功能:教育成了社会分层的代理机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题为《教育病的诊断与矫正:重建秩序》主题演讲中分析道。她认为,原本是一个传递文化、延续整体生活方式的学校,却被异化成体制性的“社会阶梯”。置身其中,每个人都是在双面作战:一方面设法往上爬,另一方面不断防御下面的人往上钻。防御下滑和力争向上,已经成为所有阶层代际传递中的深刻紧张,乃至日常焦虑。

  在刘云杉看来,今天的教育生“病”了,深陷内卷危机的年轻人,既斗志昂扬,又极度疲倦,渴望成功,又惧怕失败,在彼此PK当中耗尽元气。“内卷”的出圈意味着这已经成了群体行为和制度困境。

  “病症表现在教育上,病根或病灶却在社会结构之中。”刘云杉说,对素质教育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实践背后,中国的中上阶层和中下阶层对继承人的培养途径、对精英的塑造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我们既有受压迫的儿童,同样也有被宠坏的孩子,这背后都是无限的希望,无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无限可能性上,由此逼迫着一个普通的孩子不再甘于普通。

  家长焦虑如何消除?安柏给出的答案是,焦虑等于欲望和行动力的差距,欲望可以看成对孩子的期望值,行动力可以看成是一种能力。要降低焦虑有两个方法,第一,降低期望值;第二,提升行动力。而对此问题,多位专家呼吁家长要回归到教育的本质和规律。

  孙云晓认为,家长一定要从儿童实际出发,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个人具有的潜能。“天才是选择了适合他的道路,蠢才就是选择了不适合他的道路。”他提出要树立一种儿童友好的价值观,其本质是儿童优先、儿童的利益最大化。

  边玉芳也表示,教育孩子没有一招鲜,如果我们真的理解了孩子,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这种焦虑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北京金融街润泽学校总校长刘长铭看来,今天家长的焦虑是唯恐自己的孩子在技能方面被别人家孩子赶超,认为被别人超过了,就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他认为,家长考虑的不应该是孩子是否输在起跑线上,因为输赢不会在起跑线上进行评定。而要想想,孩子在1万米、2万米以后会不会掉队,在十年后、二十年后,还能不能顺应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和社会。一个人不被社会淘汰的关键和前提,不是看他学校考试得多少分,因为很多知识在考完以后很快会被遗忘。这些书本知识,也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家长、教师应该想一想孩子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在许多人都拥有文凭和证书的未来社会里,你的孩子是否还真正仍拥有存在的价值。

  消除家庭育儿焦虑,教育生态要有哪些变革?刘云杉认为,教育不应成为各种情绪、矛盾、利益或者理念低效的博弈场,也不是一种思想和各种未经检验的观念的试验场和各种模式的试验地。

  她提出,改善教育生态首先要在家校关系中重建教育的信任,同时还应重塑制度的权威性。

  以考试为例,刘云杉指出,自由选考、等级赋分的初衷是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特长,但考试改革不是实验室数据的简单模拟。“一方面,考试要避免陷入家长个人主义的机会博弈,另一方面行政部门也应该慎用考试和评价这一厉害抓手。”不能因为体育不受重视就纳入考试,某一科不受重视就加大分值。

  在她看来,重塑社会团结也非常重要。在多元的教育选择上,要谨慎避免学校的“部落化”以及家长圈子的“马赛克化”。人文主义者不能变成软弱、逃避、疗伤的教育,社会竞争者也不应该变成严苛、内卷,同样空转、压迫性的教育。应当在理性温和中宽和共处。

  “教育既非万能也非无能,有限度,才可能有所作为。”刘云杉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教育的限度。当我们谈教育公平时,要认识到宽松教育可能带来的平庸。在谈机会均等时,要认识到自由竞争的残酷。在谈卓越人才培养时,要认识到有可能被竞争后的拔尖所架空。在谈教育选择时,更要清楚地认识到多元选择后隐含的社会分化,甚至分裂。当教育沦为家长主导、各种利益博弈的战场时,国家应谨慎调和平等与卓越的张力,还原教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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