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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史前 文明之光
编辑:集结号游戏中心   发布时间:2020-12-31 05:49

  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已经在东莞初现:蚝岗遗址被誉为珠江三角洲第一村,村头遗址是广东省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东城区柏洲边村猪牯岭发现了“广东第一井”……伴随着大量考古发现,掩埋于地下的东莞历史遗迹褪去层层面纱,从各个角度讲述着东莞悠远的历史文脉。

  东莞是一座正在崛起的现代化城市,现代化进程使城市难以避免同质化。唤起本土人文精神、发掘城市历史遗存、整理东莞考古资源,对于东莞构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符号具有重要意义。从民国时期东莞文人收集历史文物、金石考古,到如今丰富的考古发现,东莞人从未停止“寻根”的脚步。

  2019年10月,在村头遗址入选国宝单位后,时任东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的李炳球,第一时间邀请广东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岩,介绍村头遗址究竟有什么样的价值,以及为何能入选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周末报》在2020年6月以“听考古学家讲村头遗址的故事”为题,向读者介绍了相关内容,萌生并开始策划“东莞文明之光”系列专题报道。

  2020年7月,经李炳球介绍,《文化周末报》有幸邀请到东莞市博物馆原馆长钟创坚、副馆长李润权、研究部主任张光华以及办公室主任叶志祥这四位参与见证近半个世纪东莞考古发掘的老一辈文博工作者,听他们讲述一段段东莞考古往事。

  从不同角度梳理东莞文脉,展现东莞历史文化,是《文化周末报》前进的目标与动力。通过走访村头遗址,倾听老一辈文博工作者的工作往事,我们深受感动,希望能为更多人讲述东莞的考古故事,邀请了曾参与过东莞重要考古遗存发掘的考古学家、文博工作者,将专业、枯燥的考古知识,通过简单易懂的形式展现给读者,拉近公众与考古间的距离,连接东莞的现在与过去,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考古、热爱考古。因为考古专业性较强以及成文时间较短,文章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1993年1月7日,一块承载着近6000万年前讯息的木化石,在东莞市附城街道(今为东城街道)一处施工现场被发现,当时工地的负责人及时向市文物部门报告了相关情况,使这块珍贵的木化石得以妥善保存。

  为了挖掘出这块木化石的秘密,参与本次考古发掘的地质古生物研究学者蔡重阳、金建华,以及东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钟创坚、李润权、李河清等人,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合作,使用放大镜、立体解剖镜以及扫描电镜(SEM)等仪器,对木化石主干表面的丝炭化材料进行内部构造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是一种晚白垩世时期的云杉新种,将其命名为东莞云杉型木(新种)。

  这块名为东莞云杉的木化石,对于东莞和华南地区白垩纪地层的划分和对比研究,以及对该区古植物地理、古气候和地质发展史的研究均具重要意义。通过考古,东莞的过去正在以物质文化的形式传递它的意义。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提出“满天星斗说”,认为中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包括中国西南地区的广东珠江三角洲新石器遗址,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泰山地区大汶口文化为代表的山东、苏北、豫东地区文化,以巴蜀文化和楚文化为代表的湖北及其相邻地区文化等,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相较于广袤的中国内陆地区,珠江三角洲极具特点的自然环境,使其新石器时期考古在整个中国考古学界都具有鲜明的特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位于珠江口东岸的东莞,凭借优越的自然环境,留下了万福庵遗址、蚝岗遗址、村头遗址、圆洲遗址和龙眼岗遗址等丰富的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东莞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史前遗迹调查中的“香饽饽”。而经常到访东莞进行考古发掘的广东省一线文物考古学者莫稚、朱非素、古运泉、邱立诚、龙家有、刘成基、李才尧、李子文、冯孟钦、崔勇、李岩等人,也与东莞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6年7月,广东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就与中山大学历史系合作,组成粤东文物普查队,在宝安、东莞两县发现11处遗址。1960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东莞市企石镇发现万福庵遗址。1961年7月到8月期间,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暨南大学、广东省师范学院历史系组成广东文物工作队,在东莞县龙江村发现了1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同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在东莞圆洲东约300米的一个山岗上发现文化遗存,并做过试掘,定名为庙边王遗址。

  由于当时各种条件所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的东莞新石器遗址并未进行深入发掘。而被考古学家誉为“珠江三角洲第一村”的蚝岗贝丘遗址,竟是由东莞业余考古爱好者发现的。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冯孟钦考证,蚝岗遗址于20世纪80年代由东莞业余考古爱好者发现,位于南城胜和蚝岗村。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东莞市博物馆曾做过调查,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遗址进行调查。

  2003年4月至7月,蚝岗遗址经过多次调查后,终于迎来详尽的勘探和试掘,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东莞市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最引人关注便是蚝岗遗址当时出土的珠江三角洲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人类骨架,冯孟钦在考古调查报告《蚝岗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写道:“堪称珠江三角洲之祖”,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先民的种族特征和来源提供了体质人类学的资料。

  据考古学者推断,蚝岗遗址中距今最久远的部分已有5500—6000年,遗址揭露面积虽然不大,但文化内涵比较丰富,出土灰坑、墓葬、沟、房屋、石器、陶器、蚝器、骨器等多种先民遗存,勾勒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原始社会景象,对整个珠江三角洲史前考古都具有参考与对比意义。在此基础上,东莞市南城区建造了蚝岗遗址博物馆,使蚝岗贝丘遗址的古代文化遗存得以永久保存的同时,活化古代文化遗产,为东莞市民展现着人类先祖社会的生活情境。

  2019年10月,历经32年发掘、整理、研究的村头遗址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头遗址位于珠江虎门入海口东岸,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东南部,北距东莞市近30公里。1987年冬,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广深高速公路建设而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时发现村头遗址,随后广深珠高速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拨出专款,由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朱非素领队,李岩、韦贵耀、刘成基、龙家有、王红星、李河清、钟创坚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省博物馆和东莞市博物馆的专家及工作人员联合组成发掘队,分别于1989年8月至1990年5月和1993年3月至7月,先后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村头遗址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发掘清理了明代和相当于商代两个时期的遗物、遗迹,现已发掘三分之一,出土遗物丰富,器物组合形态清楚,遗址考古地层学叠压关系明显,是目前发现的岭南地区保存最完好、遗迹现象最丰富的史前村落遗迹之一,为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的特征、年代和分期,以及与粤东、粤北、粤西地区文化关系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对建立珠江三角洲地区先秦文化序列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考古学者眼中,新石器时期东莞是这样的:从最东的桥头镇向西,由莲花山脉的余脉丘陵逐渐过渡到宽广的冲积平原,平原上偶尔有孤立的岗地,是诞生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合适的区位条件。贝丘遗址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多位于海、湖泊和河流的沿岸,在世界各地有广泛的分布,以古代人类大量食剩抛弃的贝壳为特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贝丘遗址均分布于平原上地势较高的台地、土墩之上,正好与东莞出土贝丘遗址的地理环境相符。

  1995年3月至4月,为搜集珠江三角洲地区史前文化与环境关系的资料,由朱非素领队的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赵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以及暨南大学历史学系赵善德等人合作,组成珠江三角洲史前遗迹调查组,对包括东莞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24处史前遗址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考古调查。此次调查的珠江三角洲东侧贝丘遗址,均在东江南岸的东莞市境内,除上述的蚝岗遗址与村头遗址,还有万福庵遗址以及本次调查新发现的龙眼岗遗址和圆洲遗址。

  在发现村头遗址后,朱非素带领发掘队对石排镇龙眼岗贝丘遗址和企石镇万福庵贝丘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复查,获得了一批新的资料。万福庵遗址位于企石镇江边村北的一处低矮台地之上,在1960年曾进行过调查试掘,地层堆积比较单薄且时代单一,遗物以细绳纹夹砂陶和泥质彩陶为特征,其绝对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左右,与蚝岗遗址同为东莞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

  龙眼岗贝丘遗址位于石排镇庙边王村沙径自然村北部,于珠江三角洲史前遗迹调查组考古调查时发现,遗址与万福庵遗址的地理环境相似。因开发建设,遗址地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龙眼岗遗址调查时,经由一位热心村民的引导,珠江三角洲史前遗迹调查组在西距龙眼岗遗址约400米一处贝壳堆积十分丰富的地点,发现圆洲遗址。龙眼岗遗址与圆洲遗址中间仅为村舍所隔。

  1961年,广东省博物馆文物队曾在东莞圆洲东约300米的一个山岗上发现文化遗存,并做试掘,定名为庙边王遗址。本次东莞圆洲贝丘遗址发现后,由朱非素领队,赵善德、吴海贵等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与王红星等东莞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组成考古队,在1998年1月至3月对圆洲遗址进行了发掘。

  经过考古学者近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东莞新石器时期贝丘遗址所承载的先民信息,现已慢慢呈现在人们眼前。以如何选择居住地为例,经过考古学者的整理、研究与划分,将东莞万福庵遗址早期部分、龙眼岗遗址晚期部分、圆洲遗址归类为台地型贝丘遗址,这类型遗址的陆上腹地较大,食物资源种类丰富,陆路交通较为方便,是人们选择居住地时较理想的场所;东莞蚝岗遗址的早期部分、村头遗址晚期部分,属于海岸型贝丘遗址,这类遗址的数量较少,濒临大海,在珠江三角洲只有新会罗山嘴和东莞蚝岗、村头三处。东莞蚝岗遗址坐落在较高陡的海岸上,村头遗址则在海湾岬角的状台地。贝丘遗址地形特征传递的信息,证明三角洲地区的文化发展,主要通过先民对天然食物资源的开发深度推进。

  将东莞村头遗址列入中国考古学的大视野中,我们会发现村头遗址已属于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受到中原商文化影响的石牙璋等礼器和戈类兵器,印证东莞在这时期已踏进岭南早期文明的门槛。

  先秦时期的东莞虽无文可考,但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少量考古资料,仍能为如今的人们提供一个先秦时期的东莞轮廓。

  除了村头遗址,考古工作者还在东莞谢岗镇大龙村榕树岭发现一处商代遗址,但未进行详细发掘,仅清理一座墓葬,出土随葬陶器釜与圈足壶各一件。遗址中还发现柱子洞遗迹,采集到石戈、石锛等兵器与工具。

  在东莞东城区柏洲边村发现了属于周朝遗址的猪牯岭、峡口和石角头遗址,三处遗址相邻不远,都位于东江南支流的南岸。2006年2月至4月,考古工作者对猪牯岭遗址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东周时期水井3口,是迄今为止广东省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水井,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第—研究室主任邱立诚在当时称其为“广东第一井”,并认定猪牯岭遗址是一处战国晚期至汉初先民居住和生活的聚落。

  傅斯年曾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意思是将考古发现的地下实物史料作为修国史的重要依据,东莞多处考古发现都是这句线月,东莞“镇象塔”终于在考古发掘中露出全貌,并为文史学者提供了几处与文献记载相出入的实物史料,使人们对其有了全新的认识。

  1989年3月,牛草岭出土东莞境内首个东汉墓;1990年11月,虎门东汉墓发现了当时广东东汉墓中不多见的随葬品,为研究东莞地区的汉代历史提供了新资料,填补了相关史料的不足。

  以身后世界为基点,考古从另一个角度为现在的人们展现东莞各时期的社会情境。而东莞悠远的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富的不同历史时期墓葬遗址,如1972年6月在东莞市篁村镇胜和元岭发现一座宋代砖室墓,1987年10月至12月间在广深高速沿线月在东莞市篁村区发现罗亨信家族墓,1997年10月对附城佛子岭古墓群进行了发掘,1999年4月东莞市长安镇咸西村莲花水库边发现了一座宋墓……

  这些出土墓葬中不乏东莞著名历史名人及其家属墓葬,如东莞宋代著名理学家李用之子李春叟墓、徐兆魁母亲王氏墓、罗亨信家族墓,为地方史志、地方人物和民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线年代左右,因基建需要,广东省博物馆派崔勇、刘建安会同东莞市博物馆的王奇芬、王健、钟创坚、李河清等人,对位于东莞市篁村区麻地岭乡的李春叟墓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崔勇执笔写成的《东莞市宋代李春叟墓发掘简报》中,考古学者通过出土的《李春叟墓志》《梅外李公墓表》及《宋梅外处士传》碑文,对东莞历史名人李春叟的相关历史记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李春叟是宋末元初的东莞人,《广州人物传》《东莞县志》均有传记,曾编撰《文溪集》,著《咏归集》,深受东莞人民敬重。他的墓志与《琴轩集·梅外李公墓表》中均称李春叟墓为合葬墓,但通过考古发掘,发现此为单人一次葬墓,与上述文献均不相符,崔勇推测是《琴轩集》的作者陈琏错撰所致。此外,崔勇写到:“‘墓志’记李春叟卒于元贞戊戌年五月,但据《中国历史年代简表》考,元贞无戊戌年,李春叟应卒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关于李春叟的卒年,《广州人物传》和《东莞县志》没有记载,《琴轩集》《文溪集》亦无法考证。此次发掘,填补了史料之不足。”

  实物材料作为人类行为的结果,反映着人类活动。与墓葬一同出土的各类陶器、瓷器等生活用品,也是东莞考古的主要组成部分。2003年2月26日,东莞市寮步镇上屯村响堂岭钟松雪家族墓地中出土一对“大明年造”款“白釉贴花带盖瓶”。当时正值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史树青先生一行旅莞,他们鉴赏后赞赏其为“国宝!”并亲笔写下鉴定意见书:“余与黎泰麟、张彦诸君来东莞博物馆。承示二月二十七日出土明代白釉贴花带盖瓶成对,叹为稀见之品,诚为我国陶瓷史上之重要发现。”东莞出土的这对白釉贴花带盖瓶,成为明代成化年间民窑烧造白釉贴花瓷器的珍贵记录,后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东莞虎门留下来的抗英史迹,更是东莞考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留存的抗英史迹有林则徐销烟池旧址、虎门炮台旧址、虎门炮台抗英铁炮以及抗英烈士墓,在此基础上修建了鸦片战争博物馆,为来到这里的游客讲述着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反抗精神。

  关于虎门抗英史迹的考古研究,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杜永镇在考察完虎门各炮台遗址后,完成《对虎门炮台抗英大炮和虎门海口各炮台的初步考查》一文,并于1963年发表在《文物》上。

  1973至1974年,东莞著名考古学者莫稚与原东莞县文化局副局长房松青,虎门抗英纪念馆原馆长庞汉忠,东莞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钟创坚、王光和,广东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邱立诚、杨少祥、曹子钧等人,进行了林则徐销烟地旧址、虎门炮台旧址和抗英烈士墓的调查和发掘,完成《鸦片战争时期广东东莞虎门抗英史迹考略》《虎门与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烟云》等文章,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我们接管金鳌洲塔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塔周围的围栏都没有了,木制楼梯大多朽烂。上去后,发现塔顶上有很多蝙蝠,各种石雕散落在园中。后来,我们花费了半年时间进行初步整治,重新规划塔的周边环境,将散落在东莞大地上的石刻文物全部收集入园中。”回忆起当年管理金鳌洲塔的种种往事,东莞市(县)博物馆原馆长钟创坚、副馆长李润权、研究部主任张光华以及办公室主任叶志祥,对二十多年前花最少的钱,完成较完整的文物收集、管理、保护和展示工作,感到自豪不已。

  东莞市(县)博物馆作为东莞近半个世纪的考古发现主力军,在东莞市(县)文物管理部门的支持下,积极配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的发掘、整理工作,因地制宜,多方合作,对东莞出土文物进行了完整的保护、管理和展览。“我们一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东莞一批批文物遗址风貌保留下来,让现在的孩子看看过去的东莞。”钟创坚说,出于对家乡的热爱,对东莞文物的情怀,他们始终都在探寻如何将文物的保护、管理和展览做到最好。

  2003年2月,东莞桥头镇出土一具明代嘉靖年间的女性古尸,不久后又在大岭山出土另一具距今400余年保存完好的明代男性古尸,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为了将其长期保存、展览,东莞市博物馆与广东药学院人体解剖教研室合作,帮助他们完成生物塑化技术对古尸的保存研究和应用项目,是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首例,在人类考古学上开创了纪年。

  出版较为系统地介绍东莞考古方面的相关文集,一直是老一代东莞文博人的心愿。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图书出版远不如今天这样便利,东莞市博物馆与东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协商,希望能编辑一本有关东莞地区考古史料的书。几经波折,这本《东莞考古发现与研究》终于在2013年面世。

  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东莞文博展览场馆,正在从各个角度为观众展现东莞历史以及东莞文博人作出的努力,东莞市博物馆也先后出版《手铲下的文明——东莞历年文物考古成果展》《先秦东江三角洲陶器研究》《东莞市博物馆藏近现代文物》《东莞古代史》等馆编书籍。如今,这些书籍已成为了解东莞考古发现的重要窗口之一,融入了源远流长的东莞文脉中。

  从百年前传统历史学田野调查,发展到金石学研究,再到如今的现代考古学,东莞涌现了一批或重视传统历史学田野调查的文史学者,或以传世出土器物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家,或通过考古发掘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实物遗存的考古学者,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与众多热爱文物的东莞人一起,讲述着东莞民间的考古往事。

  近代以来,东莞学人立足金石学与现代考古学两方面,活跃在中国考古学界,其中陈伯陶、容庚、郑师许、莫稚、张镇洪、张寿祺、容媛、杨宝霖等知名学者,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莞清末探花陈伯陶是位重视传统历史学田野调查的学者,在其负责编撰《东莞县志》时,踏遍东莞当时的城乡、墟市、寺庙、牌坊、塚墓等地上文化痕迹,在县志的《建置略》《古迹略》《金石略》等卷中,记载了“镇象塔”、李春叟墓等能反映东莞历史沿革的寺庙、牌坊、墓志与碑文,为东莞文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于1934年6月与徐中舒、董作宾、顾廷龙、邵子风、商承祚等人发起组织金石学会,张荫麟、郑师许、容肇祖等东莞学者也在其中。同年9月,金石学会改称为考古学社,选出容庚、徐中舒、刘节、唐兰、魏建功等五人为考古学社执行委员,编辑社刊《考古》,并在之后邀请郭沫若入会,成为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团体组织。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郑师许,曾翻译多本介绍英国、日本等博物馆文物保存、考古学方法论以及国外考古学现状的书籍,对于中国历史实物保存以及考古学的传播作出了较大贡献。

  1952年至1955年,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四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现在被称为考古的“黄埔四期”,东莞考古学者莫稚为其中的第四期学员。近半个世纪以来,莫稚的考古足迹遍及珠三角地区,是东莞最早的现代考古学者。

  自1963年大学毕业,东莞考古学者张镇洪便一直致力于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荣获2002年首届“中国科学院裴文中科学贡献奖”,在现代人起源和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石器文化研究、第四纪古生物研究、港澳考古等学术领域均有着卓著的贡献。

  东莞人类学家张寿祺先生的一生都在行与知中求索,在他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足迹遍及广西、海南、广东等少数民族聚集地,对海南岛民族历史、疍家人以及“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如今依然影响着后辈学者。

  东莞金石目录学家容媛,在《燕京学报》上撰述了一系列国内考古报道,编制《燕京文学图书馆所藏石刻草目》,编辑《金石书录目》《金石书录目补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金石考古事业。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东莞文史学者杨宝霖带领着他的学生开始历史学田野调查,收集和保存了一批现已被破坏或佚失的东莞地上牌坊、经幢、石碑和墓碑碑文,并花费数十年致力于东莞的文史和民俗文化搜集、整理和研究,成绩卓越,在莞邑及粤地久负盛名,在史学界也威望素著。

  东莞文脉悠远,在先贤尚文尚艺风气的影响下,民间文物爱好者与收藏者众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东莞茶山、柏洲边等地进行开发建设时出土大量文物,出现了以谭志恒为代表的一批民间业余考古爱好者与保护者,他们热衷收藏更热心捐赠,对当时不被重视的散落在民间的文物起到了保护作用,是东莞民间文物的守护者。

  2020年3月,位于东莞的“国之重器”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迎来了一块来自南海的水下文物凝结物。这是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首次应用于考古研究,可以使文物在完全无损的情况下,透射分析其内部的复杂结构,为考古学研究提供全新的高科技手段。

  从研究传世与出土古代器物的金石学,到如今结合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交叉性学科,考古学已有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地学考古等越来越多的分支。东莞考古作为考古学的微小课题,更需要人们用广阔的视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

  为了展现东莞考古所包涵的“大视野”,“东莞文明之光”系列计划推出“史前明珠——诞生广东第一人的东莞贝丘遗址”“身后世界——东莞对明代古尸的鉴定和塑化保存”“文物的迁移与管理——以北宋‘象塔’与金鳌洲塔为例”“险些碎裂的国宝!明代白釉贴花带盖瓶的发掘故事”“铭记历史——清朝虎门炮台遗址”“博采众长——东莞考古与中国考古名人的联系”等专题,通过人类学考古、科技考古、公众考古等多个视角,以故事的形式展现东莞在东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广东省乃至全国的考古定位,以考古为线索带领读者一窥东莞的前生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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